律师随笔
从税制看改革开放（一）
作者：钟如超 律师 时间：2017年02月26日
本文多引用《对中国税制的看法》《中国税制》《中国税制论述》，具细无法提及，感谢上述作者对文章的贡献。
很多人对分税制陌生，其实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分享分税制的红利:中央财政收入从分税制前的5千多亿元提升至目前的近2 万亿元，使中央财政贫弱的局面得以改观，进而使中央得以做许多多年想做而无法做的大事，如加强扶贫与社会保障，增加科教经费，实现军队不经商等等。
一、分税制前：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，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“弱中央”的状态。中央财力薄弱，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扶贫、国防、科教、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。
正是这场财政危机，让党中央、国务院痛下决心，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。
二、囊中羞涩的财政部长
每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议，就像家庭理财会议，讨论本年收入明年支出。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，财长王丙乾，中央财政十分困难，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，有一个大的窟窿，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，很多地方非常困难，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，中央没有钱给地方。王丙乾出于无奈，要各省作“贡献”，从1000万到1 亿元不等。
财政会变成了“募捐”会。一些财政厅厅长却对王丙乾说:“跟我要钱，我可没有！”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“反目”。“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，那时做财长非常可怜。”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。
“反目”有没有道理？有！比如广东，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“契约”，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.74 亿元，递增9%，再要钱就超出“合同”范围。但是，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，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，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，中央财政遇到困难，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。
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，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“借钱”的事，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。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，名为“借”，实为“取”，就是要地方“作贡献”。
财政会议还向地方“压”税收指标，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，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。因此，财政会议上“罗圈架”打得不可开交，税务局长跟财政部“打”，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“打”。税务局说:我们收不了这么多。财政部坚持不让步。当时，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，特别是富裕地区。
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，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，变成人们为“领任务”，分税“收指”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。
1992年，刘仲藜接王丙乾任财政部长。在工作交接时，刘仲藜拿着手中的账册对王丙乾说:老兄，我真佩服你呀，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？他最懂前任部长的苦衷。
刘仲藜感慨地回忆:“那几年实在太困难了。”他把国库的报表拿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，朱镕基只说了一句话: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！
1992年，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，其中，中央收入1000亿元，地方收入2500亿元，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，赤字1000亿元，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。中央财政非常困难，刘仲藜向分管银行的朱镕基副总理借钱，朱镕基没有借答应。
三、中央财政难以为继
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标发出警示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:
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.2%，按可比口径也仅仅持平；工商税收1400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12% ，去掉出口退税10% ，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.4%.而1993年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.1% ，上半年达到14% ，比1992年GDP 增长12.8% 高出不少。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比例失衡，全国生产增长速度很高，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。
税收增幅小，开支却大幅增长。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: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；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，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，如铁路、港口、民航等。按照往年的进度，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0% ，而1993上半年为19.5% ，差了将近一半；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。
与此同时，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，一分也不能少。在朱镕基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之后，所以那一年，刘仲藜三次找朱镕基副总理，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，自然没借来。当时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。
今天我们回放此项改革的决策背景和过程，是因与10年前税制改革设计、实施的背景相比，今天我国深化改革与体制完善的国内外背景更加复杂，改革和发展的难度更大。当我们谋划今后的发展大局，寻找深化改革的新的突破口，着手完善已初见轮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，汲取过去一些重大改革所取得的经验，是大有裨益的。
上述内容多引用《对中国税制的看法》《中国税制》《中国税制论述》
很多人对分税制陌生，其实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分享分税制的红利:中央财政收入从分税制前的5千多亿元提升至目前的近2 万亿元，使中央财政贫弱的局面得以改观，进而使中央得以做许多多年想做而无法做的大事，如加强扶贫与社会保障，增加科教经费，实现军队不经商等等。
一、分税制前：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，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“弱中央”的状态。中央财力薄弱，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扶贫、国防、科教、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。
正是这场财政危机，让党中央、国务院痛下决心，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。
二、囊中羞涩的财政部长
每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议，就像家庭理财会议，讨论本年收入明年支出。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，财长王丙乾，中央财政十分困难，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，有一个大的窟窿，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，很多地方非常困难，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，中央没有钱给地方。王丙乾出于无奈，要各省作“贡献”，从1000万到1 亿元不等。
财政会变成了“募捐”会。一些财政厅厅长却对王丙乾说:“跟我要钱，我可没有！”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“反目”。“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，那时做财长非常可怜。”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。
“反目”有没有道理？有！比如广东，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“契约”，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.74 亿元，递增9%，再要钱就超出“合同”范围。但是，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，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，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，中央财政遇到困难，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。
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，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“借钱”的事，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。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，名为“借”，实为“取”，就是要地方“作贡献”。
财政会议还向地方“压”税收指标，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，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。因此，财政会议上“罗圈架”打得不可开交，税务局长跟财政部“打”，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“打”。税务局说:我们收不了这么多。财政部坚持不让步。当时，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，特别是富裕地区。
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，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，变成人们为“领任务”，分税“收指”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。
1992年，刘仲藜接王丙乾任财政部长。在工作交接时，刘仲藜拿着手中的账册对王丙乾说:老兄，我真佩服你呀，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？他最懂前任部长的苦衷。
刘仲藜感慨地回忆:“那几年实在太困难了。”他把国库的报表拿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，朱镕基只说了一句话: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！
1992年，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，其中，中央收入1000亿元，地方收入2500亿元，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，赤字1000亿元，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。中央财政非常困难，刘仲藜向分管银行的朱镕基副总理借钱，朱镕基没有借答应。
三、中央财政难以为继
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标发出警示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:
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.2%，按可比口径也仅仅持平；工商税收1400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12% ，去掉出口退税10% ，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.4%.而1993年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.1% ，上半年达到14% ，比1992年GDP 增长12.8% 高出不少。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比例失衡，全国生产增长速度很高，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。
税收增幅小，开支却大幅增长。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: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；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，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，如铁路、港口、民航等。按照往年的进度，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0% ，而1993上半年为19.5% ，差了将近一半；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。
与此同时，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，一分也不能少。在朱镕基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之后，所以那一年，刘仲藜三次找朱镕基副总理，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，自然没借来。当时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。
今天我们回放此项改革的决策背景和过程，是因与10年前税制改革设计、实施的背景相比，今天我国深化改革与体制完善的国内外背景更加复杂，改革和发展的难度更大。当我们谋划今后的发展大局，寻找深化改革的新的突破口，着手完善已初见轮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，汲取过去一些重大改革所取得的经验，是大有裨益的。
上述内容多引用《对中国税制的看法》《中国税制》《中国税制论述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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